从洛阳移步回东京,园林却并没有缺席。往外走,从城东到十五里之独乐冈,城西到三十里之板桥诸园,城北到二十里之苍王坟,城南到八九里之青城,东京城方圆百里之内,并无闲地。东京园林主要分为皇家园林、寺庙园林和私人园林三类。据宋人袁絅记载,城南主要是玉津园、佛园子、王太尉园、孟景初园,陈州门外的园林最多,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奉灵园、灵嬉园;城东宋门外有麦家园、王家园;城北有李驸马园;城西则有下松园、王太宰园、蔡太师园……(《枫窗小牍》)。加上城内共计百十座园林,比起洛阳来毫不逊色。
玉津园、宜春苑、琼林苑和瑞圣园,并称东京四园苑,均为官办园林。玉津园位于城南南熏门外,始建于后周世宗显德年间,又名南御苑,宋朝予以扩建,成为皇帝举行南郊大祀的场所。玉津园的景致以自然风光为主,建筑较少。这园一半是稻田,加上引了闵河水入园,水面、林木、田园之景交织错落,野趣盎然。苏轼曾有《游玉津园》一诗写道:“不逢迟日莺花乱,空想疏林雪月光”。莺花乱,雪月光,寥寥数笔,已是一幅足够雅致的画面。这里甚至还有个饲养外国朝贡来的珍禽野兽的动物园,其中包括四十头大象,还有狮子、犀牛、孔雀、白驼……然而玉津园并不对外人开放,北宋后期连皇帝都甚少驾临,成为寂寞空庭一座。
同样寂寞的还有宜春苑。宜春苑位于新宋门外道南,最初是秦悼王赵廷美(宋太宗之弟)的园林,宋初曾在此举行进士宴。宜春苑以花木闻名,编植牡丹及缠枝杂花,是京城春意最浓烈的场所。后因秦悼王赵廷美被贬事件,皇家无意对此多做修葺,长此以往,园子逐渐破败。在王安石的诗里,虽然“树疏啼鸟远,水静落花深”,却已“无复增修事,君王惜费金”了。
比较起来,城西顺天门外南北相对的琼林苑和金明池,要亲切生动得多。作为皇家园林,每年三月初一到四月初八,琼林苑与金明池便会开放,供市民游乐。每到二月末,御史台在宜秋门贴出告示:“三月一日,三省同奉圣旨,开金明池,许士庶。”开池当天,锣鼓喧嚣,笙歌四起,士庶之家争相前往。整个开放期间,连刮风下雨也阻挡不了热辣辣的人流。每逢举办水戏和争标时,整个东京城的人几乎都云集于此,以至于在仁宗年间还出现了故。
琼林苑以园林景观为胜,入门牙道旁尽是奇松异柏,两侧分布有石榴园、樱桃园,更有允许酒家经营的楼榭,甚至在射殿之南开辟了供都人踢球的运动场所。苑内东南侧建有高达数丈的华觜冈,上有金碧辉煌的横观层楼。拾级而上,沿路可闻见园内素馨、茉莉、山丹、瑞香、含笑等南方进贡来的沁人花香,更有月池、梅亭、牡丹等不计其数的小亭子,十分养眼。
金明池开凿于太平兴国元年,当时太宗动用三万五千人修建,并引金水河注之,花了四年才修成。金明池最初修建,是用于操练水军,后失去其军事意义,逐渐演变成一个市民游乐园,主打节目为“水嬉”——即具有表演性质的水战。这一切的改变发生于雍熙四年。
雍熙三年,宋太祖挥师北伐,却大败而归,自此彻底放弃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念头。雍熙四年之前,凡与金明池相关的记载,都与操练水战有关。从雍熙四年开始,水战才从金明池正式退场。“(雍熙四年)丁未,幸金明池,观水嬉,遂习射。琼林苑登楼,掷金钱缯财于楼下,纵民取之。”(《宋史》)到了真宗朝,澶渊之盟落定,虽有些狼狈,但到底算是太平了。正是从那时开始,天子游幸金明池才和上元节宣德楼观灯等一道,成为了雷打不动的皇帝年度大型与民同乐活动(哲宗年间暂停数年)。金明池开放期间,不仅百官都能自由游玩,连园内发生些小纠纷,官府也不予追究。
金明池周围约九里三十步,池西直径七里左右,池畔载有许多高大的柳树。走入池门,南岸西去百余步便是临水殿,与琼林苑内的射殿隔街相望。西行几步,一座仙桥通向池中央的水心殿,皇帝的御幄便设于此。仙桥南岸立有棂星门,门里相对搭起两座彩楼,每逢争标作乐,都有列队其上,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。池北岸则是停泊龙舟的船屋“奥屋”。池东岸道路临水一侧都搭有帷幕,一到旺季便出租给欲观赏争标的市民,道路东侧则被各式酒店、赌场、勾栏……占领。光看就知道有多热闹了。
“露花倒影,烟芜蘸碧,灵沼波暖。金柳摇风树树,系彩舫龙舟遥岸。千步虹桥,参差雁齿,直趋水殿。绕金堤、曼衍鱼龙戏,簇娇春罗绮,喧天丝管。霁色荣光,望中似睹,蓬莱清浅。
时见。凤辇宸游,鸾觞禊饮,临翠水、开镐宴。两两轻舸飞画楫,竞夺锦标霞烂。罄欢娱,歌鱼藻,徘徊宛转。别有盈盈游女,各委明珠,争收翠羽,相将归远。渐觉云海沉沉,洞天日晚。”
“露花倒影,烟芜蘸碧,灵沼波暖”,是池畔景色之美;“两两轻舸飞画楫,竞夺锦标霞烂”则是争标场景之盛。袁絅曾忆道少年时在金明池的见闻,只见得:“船舫回旋,戈船飞虎,迎弄江涛,出没骤散,倏忽如神,令人汗下”,足见其精彩。惊心动魄的争标结束后,皇上赐宴群臣,此时百戏上演,水傀儡、水秋千戏于水波之上,岸边乐声同样大作,一派欢天喜地之景。
比如司马光。庆历六年(1046)某日,他和几名馆阁同事一道,从金明池后门进到园内玩耍。感谢古时文人每逢大小事均要作诗记录的习惯,留下以下记载,供吾等琢磨回味(司马光《同舍会饮金明沼上书事》)。
金明池的后门位于池西,确实游人稀少,只有一些人在此默默钓鱼(需要在池苑所买牌子方能垂钓,钓上来另付高价买鱼,现场食用,商业头脑简直一流)。那一年的司马光才二十七岁,他和小伙伴一起喝酒、采花、泛舟,兴起之时甚至敲打船板唱歌,渐渐眼花耳热了,于是“掷杯击案声嗷嗷”。一派少年桀骜心气,和后来独乐园著书时的心境不可同日而语。
对于皇帝和文人,金明池是极特别的存在,在诗词中亮相颇多,多为咏物抒怀,描述一下景色美妙后再寄托一些自己的情怀。市民生活可管不了这么许多,有诗为证:“却忆金明池上路,红裙争看绿衣郎”(王安石《临津》)。再老实本分的人,一走入金明池,都会敞开胸怀。怨不得欧阳修评论“谨愿者亦复为之”,似乎在捋须叹气。
在话本小说里,画风可就不同了,金明池赏游可与上元灯节媲美,是一等一的艳遇发生地。在话本《闹樊楼多情周胜仙》中,男主角范二郎正是在金明池内的茶坊与女主角周胜仙一见钟情。至于《金明池吴清逢爱爱》,标题便已说明一切。说的正是吴员外之子吴清游玩金明池引发的风流韵事。
与洛阳比起来,东京的园林文人气要弱得多。一是由于在文人造园的条件上先天不足,没有大片用地(主要是没有钱)支撑造园,导致出名的园林都属于皇家或权臣(如蔡京、童贯)。童贯的园林号称京师第一,蔡京的园林更是遍布京师,不为人所称道。这些园林豪华有之,热闹有之,但文人特有的情怀却少了许多。加之东京没有洛阳自然的山川盛景,少了几分宏大叙事的背景,惟余市井的蓬勃生气。试想,若是李格非在东京出门赏园,既看不到邙山,也听不见洛水,目之所及又全是穿红戴绿的市民,要么踢球,要么关扑,要么喝酒,在如此基调下,家国情怀真不知从何说起。
著名艺术家宋徽宗对东京没有山这件事耿耿于怀,于是干脆自己造了座山——艮岳,“花石纲”便是为了修建艮岳。政和五年,艮岳开始修建,七年后宣告完工。艮岳突破了原有宫城的范围,进而又突破了内城的城墙,面积达到周围十里之大,山高九十尺,上面常弥漫着人造的烟雾,有如仙境。徽宗不无得意地夸奖自己一手打造的艮岳,说它集合了“天台、雁荡、凤凰、庐阜(山)之奇伟,二川、三峡、云梦之旷荡,四方之元且异,徒各擅其一美,未若此山并包罗列,又兼胜绝”,并专门写了词藻华美的《艮岳记》,来细细描述艮岳,总之就是有山,有石,有花,有木,有亭台楼阁,有珍禽异兽。他自我陶醉道:“真天造地设、神谋化力,非人力所能为者”。
然而并没有什么用。没过几年便是靖康,管你奇花异石、人间仙境,都轻轻巧巧地变作一片废墟。李格非所谓“园林兴废,世俗盛衰”一语成箴。不知宋徽宗命丧五国城之时,是否还能想起自己在艮岳筑就的那个梦一般的仙境。
即使抛去沉重的家国离乱不谈,人们总奢望能造出一片山水来寄情,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除非索性不在红尘中翻滚,彻底回归园林,不然,园林再巧再美,也不过是自己骗自己。亦或不要给园林赋予太多的情怀或含义,心外无物,无心外之物。
6.刘方,博士论文《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》,上海师范大学,200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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